文｜骑鲸出海，作者｜衣戈
马来西亚部分批发、零售商会，最近把矛头对准了中国跨境电商。
马来西亚零售连锁协会会长刘明公开表示，仅一家中国电商平台，每天大约就有150个货柜的商品从中国进入当地，品类几乎无所不包。
他还举了一个颇为扎眼的例子：一副耳机，本地商店卖50令吉，从中国电商平台购买并送到家，只要2.3令吉。
在刘明看来，这已经不只是普通的价格竞争。任由这种情况发展，本地中小零售商很可能成片倒下，政府必须尽快干预。
类似声音也出现在马来西亚批发商群体中。过去一段时间，部分商会代表多次呼吁政府收紧跨境电商监管，限制未在当地注册、无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境外卖家。
不过，即便在批发商群体内部，态度也不是一边倒。
马来西亚批发商总会总会长刘万晟就表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跨境电商和供应链重组，既带来挑战，也带来新的机遇。
而在当地社交媒体上，消费者给出了另一种反应。
有人直言：“本地卖家不要太狮子大开口，我还是很愿意买的，毕竟快。但同样的东西，价格差个几倍，就不好意思了。”
话说回来，商会替会员争取利益很正常。但商会维护的，首先是会员的生意，不一定就是马来西亚消费者和整个经济的利益。
这场争议，与其说是马来西亚零售业和中国电商之间的冲突，不如说是传统进口、批发、零售渠道，与跨境直购的一次正面碰撞。
批发商担心原有生意被改写，消费者担心便宜商品重新变贵，而官方的态度也意味深长。
批发商在怕什么？
一天150个货柜，一年超过5万个。再把50令吉和2.3令吉摆在一起，危机感很快就出来了。
但这两个数字首先证明的，不是马来西亚零售业即将被拖垮，而是传统渠道与跨境直购之间，确实存在巨大的价格差。
两副耳机的品牌、规格、质量和认证是否相同，目前没有足够信息，不能据此断定本地商家把同一件商品加价了20多倍。
但既然这个例子是零售连锁协会主动提出的，那就不妨顺着问一句：50令吉里，究竟装了些什么？
过去，一件中国商品要卖到马来西亚消费者手中，大致要经过这样一条路线：
中国工厂生产，出口商发货，马来西亚进口商接货，再交给批发商和零售商，最后摆上货架。
每多走一层，就会增加一笔成本，也会留下相应的利润。
假设一件商品的工厂采购价是100令吉，进口、批发和零售三个环节分别加价30%，最终售价就接近220令吉；如果每层加价50%，售价会超过330令吉。
这不是对马来西亚零售业平均加价率的统计，只是一个简单的示例。但道理很直观：商品经过的环节越多，消费者承担的渠道成本通常就越高。
中国跨境电商走的是另一条路。
中国卖家通过平台直接接触马来西亚消费者，再以集中运输和本地配送完成交付。进口商、批发商和线下门店，不再是每一件商品到达消费者手中的必经之路。
少经过一层，价格就少承担一层成本和利润。再加上中国供应链的规模、平台比价和物流整合，价格自然有了往下走的空间。
这才是批发商真正紧张的地方。
跨境电商冲击的，不只是某一家商店，而是一套依赖多层分销和信息差的生意模式。过去必须经过批发商的商品，现在可能绕过他们，直接送到消费者手里。
本地商家的经营压力当然是真实的。
线下门店提供现货、体验、退换货和售后服务，也要承担租金、人工、库存和合规成本。只要这些服务足够好，消费者自然愿意多付一些钱。
但如果商品原本就由中国工厂生产，本地商家提供的主要价值只是进口和转售，消费者也有权问一句：更高的售价，究竟换来了什么？
如果答案并不充分，消费者选择更便宜、更直接的渠道，也无可厚非。
本地批发商和零售商创造就业，也是马来西亚经济的一部分。但本地销售渠道，并不等于本土产业。
限制中国跨境电商，可以暂时保住一部分进口、批发和零售生意，却不会让原本的中国商品变成马来西亚制造，也不会让当地凭空多出工厂、技术和品牌。
商品来源没有改变，保住的主要还是原有的中间链条。
而这条链上的成本，最后仍要回到售价里。
保护公平，还是保护中间利润？
马来西亚社交媒体上，不少消费者对限制中国跨境电商表达了担忧。
有人指出，不少本地商家卖的商品原本就来自中国，只是换了一个销售渠道，价格便高出数倍。
这些评论当然代表不了所有马来西亚消费者，却让商会的论调露出了另一面。
批发商失去的生意集中在一批企业手里，感受强烈，也容易通过商会发声。消费者多花的钱则分散在千万人身上，每个人可能只是多付几令吉、几十令吉，很难形成同样响亮的声音。
但声音小，不等于不重要。
对于收入有限的家庭来说，便宜几令吉、几十令吉，并不是抽象的市场概念。同样的钱可以买到更多日用品，一些过去舍不得买的东西，现在也能负担得起。
价格竞争还会逼着本地商家回答一个现实问题：除了把商品从中国进口，再经过几层渠道卖出去，自己还能为消费者提供什么？
更快的交付、更可靠的质量、更方便的退换货、更专业的售后服务，以及更符合当地需求的选品和品牌，都可以成为本地企业的竞争力。
中国跨境电商也不会让所有本地环节消失。
商品进入马来西亚以后，仍然需要清关、仓储、支付、末端配送、退换货和消费者服务。这些需求同样可以变成本地企业的生意。
所以，批发商并非只能在“抵制”和“被淘汰”之间二选一。
它们可以继续依靠多层分销，也可以利用自己对本地市场的了解，转向品牌、服务、履约和供应链管理。市场在变，批发商的角色也得跟着变。
至于对跨境电商的监管，也并非批发商所认为的空白滞后。
自2024年1月1日起，价值不超过500令吉、通过网络销售并进入马来西亚的低价商品，已经被征收10%的销售税。过去12个月相关销售额超过50万令吉的境内外卖家，也需要在当地登记、申报和缴税。
马来西亚财政部当时说得很清楚，这项政策就是为了缩小本地零售与境外网购之间的税负差异，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开放市场不等于没有监管，统一监管也不等于保证每一层中间商原有的利润。
官方没给低价定罪
至少从公开回应看，马来西亚政府并没有直接认同部分商会对中国跨境电商的定性。
马来西亚首相署副部长、参议员玛哈玛·罗斯利在回应参议员拿督冯晋哲有关跨境电商冲击本地小微企业和零售业的演讲时表示，商品价格低，不能直接被视为掠夺性定价或反竞争行为。
要判断平台是否破坏公平竞争，还要看商品的真实成本、补贴或融资来源、平台的市场地位、低价持续时间，以及对竞争者造成的实际影响。
官方的意思很清楚：跨境电商需要监管，但低价本身不是问题。
正常的价格竞争可以给消费者带来更低的价格、更多的选择和更好的服务，不能因为部分商家感到压力，就直接把它定性为不公平竞争。
无论本地商家、境外卖家还是数字平台，都要遵守相同的法律。马来西亚正在起草新的《电子商务法》，也是为了补齐平台责任、境外卖家合规和消费者维权等规则。
政府要管的，是不守规矩的经营者，不是把商品卖得更便宜的经营者。
中方也对这场争议作出了回应。
在马来西亚批发商总会周年活动上，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公使衔参赞孙淑强表示，中国产品的竞争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持续创新、超大市场中的充分竞争，以及对外开放。
孙淑强呼吁各方拓宽视野，维护来之不易的互信和合作环境，把合作的蛋糕做大，而不是只盯着眼前利益。
话说得有点不客气，却点中了批发商最难回避的问题：市场已经变了，原有渠道不可能永远依靠提高门槛来维持。
中国跨境电商进入马来西亚，当然应该依法纳税、保证商品质量，并承担平台和售后责任。发现违法违规，该查就查，该罚就罚。
但如果低价主要来自更短的销售链路、更大的市场规模和更高的供应链效率，那么限制中国跨境电商，只会让同样的商品重新经过进口商、批发商和零售商，再以更高的价格卖给消费者。
这当然可以保住一部分中间商的生意，却并不能保护本土产业的长远发展。
限制中国跨境电商以后，马来西亚会因此多出多少工厂、技术和本土品牌？又会有多少消费者不得不花更多的钱，购买原本就由中国工厂生产的商品？
前一个问题，目前还没有明确答案。后一个结果，却几乎可以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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